论社会主义文化精神

在非编年史的意义上，人类文明的演化实质是文化的演进。文化的进步，无论是经济体系、典章制度还是道德伦理、宗教艺术，主要取决于一种文化精神对人类力量的整合、实践活动的范导与文化模式的选择。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并非是历史的一种自然轮回，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由自觉创造历史的过程。这种“自由自觉”的实质即历史主体在某种文化精神的作用下对历史之谜的解蔽。文化精神，作为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整合抽象出来的价值系统的精华，既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内在品质的感性表征，又是处于特定历史维度之中的人类群体生活意义世界的理性凝缩。正是这一“意义世界”，为人类悬设了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价值坐标，启悟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终极指向与历史确定性之间保持一种思辨的张力，激发心灵远游的动力，从而使人不再委琐于现实关怀之中，而是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中升华到更高的生存境界。世纪之交的中国要实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双重历史跨越，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离不开一种文化精神的指引。

那么，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究竟应当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我以为，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跨世纪目标，并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和21世纪世界发展趋势为参照。党的十五大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培育“四有”公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所构建的文化精神不仅要与这一基本纲领协调一致，而且要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与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1世纪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球将进入信息化、一体化；科学技术将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与经济赛局的聚焦点；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突出矛盾将成为文化发展主流。

基于这种思考与透视，我以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既不单纯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也不单纯是工业文明的人本精神，更不可能是后现代精神。它应当是既充分吸纳东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文化精神的精华，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既吻合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建设，又充分凸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这种文化精神就是理性、科学、人道主义三大精神。

我们这里所谓的理性、科学、人道精神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科学、人道精神的文化内涵不完全相同。我们所说的理性精神既不是黑格尔冷酷的抽象的理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功利化的工具主义，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新理性精神；我们的科学精神不是如资本主义那样把科学变成追求个人利益，奴役、掠夺、侵略他人的工具，而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如马克思所说的把科学从统治阶级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我们的人道精神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抽象的人性论或脱离现实的人权、自由、博爱。认识到这三点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我们排除思想干扰，防止以偏狭的话语传播错误的观念而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建构的根本性错误，从而断送中国现代化前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理性、科学、人道实质是解决当代中国及世界文明发展中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秩序、动力、目标问题。理性将社会系统纳入合理化秩序，使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科学为社会发展提供巨大的生产力，推动经济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人道主义则智慧地化解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道德冲突，从而建立一种更充满人道、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理想社会。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无非就是人类理性运动的过程。把历史进步完全归因于理性的作用，显然过分夸大了理性的功能。但是，人类文明史的展开确实是和理性的生长耦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理性，人类才走出远古神话世界的混沌和中世纪神性宰制人性的蛮荒，才打破了前现代和区域世界的自然状态，展开了现代文明史。所谓现代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社会的理性化。正如韦伯所说：“现代生活是由理性的经济道德、理性的精神以及生活态度的理性构成的。”20世纪末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由于面临特殊的世界环境和历史主体，因而更需要一种理性精神。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理性精神的支撑。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化即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如果市场主体没有形成独立自主、契约自由、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守信、游戏规范的理性精神，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如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不仅需要冷冰冰的经济理性，还需要一种温暖的人文理性，如平等、正义、良知、慈善等。如果抽空了人文理性而完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就会使人“物化”，而“物化”的人是非“人”的存在，根本不可能创造市场的理想平衡态，更不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国民理性精神的形成。国家权威的合理化、公民参政的扩大化，首先必须消除国民的权力崇拜意识和臣民心理，形成发达的政治主体感及平等权力观等理性精神。没有这种理性精神，人民就不会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不完全取决于法的物质性、工具性的发达与国家权威的强制性、威慑性的扩张，更主要地取决于公民法理精神的理性化程度，即对法律的认同、信任与尊重，从而理性地参与社会合作，履行社会角色，承诺社会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法治社会的形成还要求国家的法制理性的根本性转变，即由单纯的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这意味着不能把法仅仅理解为国家专政的工具，而且还要把法理解为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保障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提高公民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的工具。惟其如此，才不致使社会由于人法疏离而法制观念冷漠，民众迫于法律威慑而规避顺从，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文明的社会。

再次，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更需要一种理性精神。不论承认与否，我们都不能不直面当代中国的某些文化现象：理性高雅的文化游离溃败，感情媚俗的文化声势夺人。尽管后者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了色彩缤纷、松软甜爽的文化生活，但却以那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的精神使大多数人难以保持缄默与庄重，人的尊严与历史承诺消蚀于嬉戏之中。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外，的确存在一股耻言理想，消解价值，躲避崇高，游戏人生的庸俗化、市俗化浪潮。第三个千禧年指日可待，中国文化将以何种面貌跨入21世纪，能否在第三个千年盛世重现东方文明的魅力，关键取决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无疑，国家文化意识的理性化（文化政策，市场调控）、文化人存在意识的理性化（启蒙人性，渡化众生）与大众审美意识的理性化（健康高雅，养情怡性），是我们消解感性媚俗、重建理性高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先决条件。

最后，理性精神的重要价值更在于，它可以整合社会的价值观，统一人们的信仰，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构建的主旋律。理性的信仰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此消彼长，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重建价值世界的理性秩序，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业已成为百年之交我国文化建设的首要之举。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改变了整个世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取得的巨大进步，主要是科学技术作用于社会生产与人们思想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把科学技术概括为“第一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传统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孕育的那种鄙夷科技、注重经验、迷信传统的心态尚存，科学技术比较落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比其任何国家都更需要科学，更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的精神。从21世纪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经济赛局的走势看，角逐的中心主要聚集于科学技术的实力。谁拥有现代科学技术，谁就拥有强盛的综合国力，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战后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及新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信息化及经济一体化，更把21世纪社会主义的命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在全民族树立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精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马克思的书本里没有答案，亦无先例可鉴。这就要求我们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扬弃形而上学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形成科学求真的精神，探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从而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逸出盲点，使社会主义沿着符合人类理性的方向发展。

党的十五大把“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提出来，这使得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价值内涵更为深刻，空间更为广阔，历史维度更为浑厚。

把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当前我国人民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来提倡，作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精神来发扬，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与初级阶段我国人民实际的道德水准相契合，便于道德建设的实际操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民理性的道德文化水准并不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尚未形成理性认同，其所信奉的道德准则基本上还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一些范畴，如仁道、孝道等。基于这一现实，我们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倡导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另一方面要大力倡行早已渗透于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世故之中并普遍认同、身体力行的人道主义，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人成己，济世济物”，“方便为门，慈悲为本”等。如果我国人民都能成就此种道德境界，则社会人伦秩序自然清明和谐。

第二，把人道主义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来弘扬，也为将来共产主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实质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隐晦地宣称：“所有无产者的修养和举动实质都是人道主义的”，他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是为了“撒播人道主义的种子”。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精神，也就是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精神。

第三，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化解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使我们的“地球村”更加温馨和顺。首先，成人成己，仁者爱人，可以化解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人道主义提示我们不仅要在事业上公平竞争，还要在生活上理解宽容，己达人达，走共同富裕之路。这种精神进一步升华，则要求我们自己发展也考虑到他人发展，我们发展也给子孙后代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转生出可持续发展意识。其次，人道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自由与权利，可以化解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人道主义认为，作为社会成员，尽管人们的社会分工与地位不同，社会效用价值也不一样，但是，人的生命价值却是相同的，都有作为人所拥有的价值与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与呵护，这便使社会更加公正平等，从而消解人与社会的对峙冲突。再次，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泛爱众”与“众生平等”，“济人济物”与“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泛化而升华了的人道主义要求我们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人与物融洽相处，和生共荣，从而使人不是从外在实用功利算计而是从内在道义圆满诉求的角度保护生态平衡，优化生存环境。